发明,改善,享受

文字:Elna Nykänen Andersson。照片:Fanny Hansson.

Matti Klenell的工作室选址于斯德哥尔摩Södermalm区的一个车库,因给Iittala、Moooi和Källemo等公司提供独特的玻璃艺术和设计而著称。他的工作室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实验,这也是他在每次旅行之后的设计基地。我们和Klenell一起谈到创意、灵感和他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项目——重新翻修瑞典国家美术馆中的一家新餐厅。这个讯息读起来就好像一首小诗:

位于Heleneborgsgatan 38号
院子大门34到40
最靠近Söder Mälarstrand
向下一层楼,绿色的门
敲门
欢迎

电邮中蕴含的文学素养很少能像这样让人会心一笑。但对于Matti Klenell来说,这并不惊奇。他在瑞典西部的Edsbjörke小镇长大,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他说:“我喜欢写作、说话和讲故事。”不难看出:Klenell很悠闲,也很健谈,轻松地谈天说地,分享自己的想法。但命运对他则另有安排。今天,他用玻璃、木材和铝而不是文字来作为表达的工具,但事实上他仍然是在讲故事。当Klenell画素描时,比如说画玻璃杯时,他不会只是画这个物体。他会画晚餐派对开始之前的一整张桌子,或者是坐在餐馆里的一个人,手上拿着玻璃杯。这样就给物体设定了一种环境和氛围,从而以某种方式去完成设计。

Iittala日志部造访Klenell的工作室(前身为一个在斯德哥尔摩时尚Södermalm区的大型车库,被一批志同道合的设计师共享)时,天气仍然炎热潮湿,整个夏天都是如此。Klenell打开门,穿着宽松的斜纹棉布裤和衬衫,图案是普契尼在演奏。这一切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是自命不凡,但对于一个在瑞典西部的有两位艺术家父母的文化家庭中长大的人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他的名字也是按照布鲁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潘第拉先生与他的男仆马狄》中的人物来取的。Klenell带我们参观他的工作室时,对于工作室的杂乱无章表示抱歉。但对于局外人来说,如果说这是杂乱的话,那也是迷人的杂乱。房间里堆满了椅、桌、托盘和灯的原型,让参观者产生了孩子气的触摸、检查和探索的冲动。这是一个工作场所,但也是一个娱乐场所。

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室的故事吧,你在这做什么事情?
我从2004年开始就在这里工作。我们有一个做原型的工作间,我们做了很多模型和测试。有时我们会开玩笑地说这个工作室完全是功能失调,在这儿什么都没有完成,什么都无法使用。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忙于Nationalmuseum(瑞典国家美术馆)的项目,特别疯狂。当时这是一个大项目,涉及到许多其他地方的工作。那是这个职业的另一个特点,必须经常出差。因此工作室就成为了我的基地,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设计师的?
我最初想做的是一名记者。我的父母都是玻璃制品艺术家,这并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擅长绘画,同时由于我父母职业的关系,我觉得做一名艺术家与之十分接近,这看起来顺理成章。最后,我申请了建筑学校却未被录取,但我受到学校在奥斯特玛姆的大型混凝土建筑物的启发。每个人都说那是斯德哥尔摩最丑陋的建筑,但我认为它很漂亮。那时我就意识到这就是我可以投入的工作。后来,我接触到了设计师,并被艺术、工艺和设计大学录取,感觉这正是我想上的学校。这是一种建筑和设计之间的东西。

你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什么?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时Beckmans设计学院的前校长Tom Hedqvist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该校作为班主任教师,他希望由年轻人来做这个工作,而当时我27岁。做教师的好处在于我必须承担责任,同时也给了我一种身份。而且,我还可以将之作为兼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我自己的工作室工作。那时是我真正开始开发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Iittala在职业上对我也十分重要。2011年,我的玻璃艺术品在Galleri IngerMolin展览之后,Iittala与我进行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设计鸟尊。实际上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此前我对玻璃制造中更具装饰性的一面产生了兴趣,我研究纸镇、威尼斯纪念品和小雕像,这些都将我带向了Iittala的鸟尊。我当时想做些研究,因此在斯德哥尔摩的百货商店NK将它们拍下来。一周后,我收到了Iittala的电子邮件。感觉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开始与Iittala合作之前,一直在从事小范围的艺术玻璃制品和产品设计方面的工作,但靠我自己无法再达到突破。在Iittala,我就可以将这些兴趣全部组合起来。

你是如何获得创意的?
我的创意从未停止。我只是非常喜欢设计,特别是想法产生的过程。我通常是与委托工作的人或公司坐下来交流,了解他们是谁,需要什么帮助,我可以做些什么。根据与我合作的人的不同,我的语言形式可能会有些区别,但我认为我的性格和个性是始终如一的。 

我从设计书籍和小说中获得了许多的灵感。看图片非常重要。看小说会让我放松,而不是始终高度警醒。公司的档案是另一个灵感来源。将公司档案反映出来或参考公司档案让人十分感兴趣。出差也让我获得很多灵感。特别是台湾。我在台湾做过一个叫做“新一层”的项目,并前往了那里八次。中日冲突以及与瑞典文化的有趣对立等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也非常喜欢赫尔辛基。我觉得我可以在赫尔辛基生活。它作为首都名副其实,庄严、骄傲并有着野蛮的历史。由于瑞典和芬兰两国之间的历史联系,瑞典人总是对赫尔辛基无处不在的瑞典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我个人而言,尽管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到芬兰,但我的芬兰名字表明我一直与芬兰有着关联。十八个月前,我和我的女友的儿子诞生了,我们为他取名为Jussi,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芬兰名。

Nappula 烛台 183 mm 水绿色
Nappula 烛台 183 mm 水绿色
Nappula 烛台 107 mm 苔绿色
Nappula 烛台 107 mm 苔绿色
Nappula 烛台 183 mm 不锈钢
Nappula 烛台 183 mm 不锈钢
Nappula 二件套烛台 107 mm / 183 mm 白色 二件装
Nappula 二件套烛台 107 mm / 183 mm 白色 二件装

您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的许多工作是手工素描,这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在背景下画物体素描:如果是画茶杯,我就会画一间房,或一个人端着茶杯。我这样做是为了努力捕捉比例和颜色。然后就是用电脑。现在有段时间我也经常使用3D打印机,这种工具在开发过程中寻找形态和节省时间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随后就是制作原型,通常在开始的时候会看起来很笨拙,需要加工。因此会反复多次,努力寻找正确的颜色、形态和用品。

有时候当作品最终不如预期时,会让人感到可怕。我有着设计师的责任,有时中止项目或甚至做出放弃项目的决定只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发现事情不对劲时,就必须说出来。我觉得,与瑞典的设计师相比,芬兰的设计师有着更大的权力,同时有着更多的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工作环境。 

颜色在你的设计中起到什么作用?
我认为我自己是个黑白分明的人。我是个只画素描而不是绘画的人。但我对物质性既感兴趣,又很敏感,物质性很多的是在于色调和颜色。就玻璃制造来说,让我产生兴趣的就是颜色。进行玻璃制品的颜色试验让我感到十分快乐。它让我觉得,我在Iittala的工作就是对我很合适的工作。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提供同样的试验。我只是希望可以再多做一些试验。

斯德哥尔摩的标志性建筑——国家博物馆的设计过程是怎样的?
我接到了博物馆有关“新一层”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由于餐馆和餐厅在当今的博物馆中十分重要,他们将进行装修并希望让餐馆别具一格。他们希望由一批设计师一起共同完成设计。我之前刚刚才与TAF、Carina Seth Andersson和Stina Löfgren一同着手于“新一层”项目,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能够作为团队的一员做出贡献,团队都是生怀绝技的成员:TAF擅长产品设计和建筑,Carina擅长玻璃制品设计,Stina擅长插图。我们对空间、对于空间包含了一种教学角度并以不太明显的方式来展示设计过程等方面的想法类似。 

我们决定去瑞典了解该国当今的设计行业并将之在博物馆中呈现。因此,餐馆内包括30多位设计师提供的80多件产品,所有物体都是新设计。我们的宏大目标一直是让人们看到物体的制造过程、展现出新型产品并吸引到年轻和成熟的生产商。 

很多物品都是北欧国家制造,但由于许多工厂已关闭,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部物品的制造。实际上,当今的产品是某种形式的混合品。我为餐厅设计的柳条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柳条椅在斯德哥尔摩老城区本地制造,但却是印度尼西亚的材料。

在完成如此庞大的设计项目后,你认为好的设计需要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设计时对于设计的好坏有自己的尺度判断。与现有产品相比,我的设计是创新还是改进。现在的产品已经数不胜数,因此制造的产品必须是更好、更易使用、更耐用、更可堆叠以及必要或有趣的产品。有时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例如国家博物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可能无法改进该地点,但更多的则是让产品与地点相关,让地点具有更多的趣味性。

你来自斯德哥尔摩。为什么会选择留在这里,而不是你也住过的城市哥德堡或哥本哈根?
我到斯德哥尔摩的目的是来学习并建立我的社会网络。这里是个很好的基地。有时候我觉得这里很多方面不尽人意,但具有某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就在于它的美丽、它的新鲜空气和开阔的水域视野。这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